徐妙锦此言，令在座之人皆惊愕不已。
尤其是那几位耆老，皆瞠目望着眼前这位…银发老者。
大明疆域内，王爷如繁星点点，然声名显赫者，屈指可数。
而大明之中，唯有一位被册封为周王，便是当今圣上同母胞弟，太祖皇帝第五子。
周王朱橚。
即便是朱瞻墉，亦为周王之现身而心神震动。
对于周王，他所知较他人更为深远。
非仅为亲王之故，更源于前世的记忆。
朱橚堪称一代传奇王爷。
他虽不及大明九大边疆王那般威震下。
然而，他一生酷爱医术，医道造诣极高。
少年时期，朱橚便对医药颇感兴趣，认为医药可救死扶伤，延年益寿。
他曾组织学者编纂《保生余录》两卷，随后着手编着药方巨着《普济方》。
洪武二十三年，他被贬谪至云南。
期间，朱橚深感民间疾苦，目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恶劣，疾病缠身，缺医少药之状甚是严重。
于是，他组织府中良医李佰等人编撰了简便实用、家传应验的《袖珍方》一书。
洪武二十四年底，朱橚重返开封。
他深知编纂药方与救荒着作对于民众的重要性与紧迫性，利用自身独特的政治与经济地位，在开封聚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，作为研究主力。
又召集技艺高超的画工及辅助人员，组成团队。
广纳各类图书资料，奠定了开封周王府图书甲于他藩的坚实根基。
更设立专门的药圃，种植民间调查所得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，进行观察试验。
可见其卓越的研究精神与领导才能。
即便他在建文初再度被贬云南，却未曾中断对药方学与救荒植物的研究。
不久，《普济方》由他亲自审定，滕硕与刘醇协力编纂完成。
永乐四年，朱橚在本草学上的《救荒本草》问世。
朱橚组织参与编写的着作共有四部，分别为《保生余录》、《袖珍方》、《普济方》与《救荒本草》。
《保生余录》全书两卷。
《袖珍方》全书四卷，载方三千余，其中不乏周王府自制之方。
此书编纂严谨，以方授药，总结历代医家用药经验，条理清晰，便于应用。
《袖珍方》在大明被翻刻十余次，足见医家对其重视程度，对大明西南边疆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巨大。
《普济方》被誉为采撷丰富，编排详尽，自古经方无出其右的巨着。
全书共一百六十八卷。
含方脉总论、运气、脏腑、身形、诸疾、妇人、婴儿、针灸、本草共一百余门，计一千九百六十论，两千七百一十五类，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，二百三十九图。
所述病症皆有论有方，保存大量明代以前失散文献，为后世医学者提供丰富研究资料。
在所有着作中，《救荒本草》成就最为显着。
若《普济方》重在整理综合前人成果，那么《救荒本草》则以开拓新领域见长。
历朝历代，华夏百姓大多赋税沉重，灾祸频发，生活艰辛，常以草根树皮果腹。
元朝加之民族压迫严重，明初战乱甫定，百姓尚未休养生息，生活更为困苦，糠菜度日成为常态。
百姓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经验，亟待总结提升。
另一方面，华夏自古药食同源，本草学的发展也为野生植物的认知与利用提供了宝贵资料与方法。
朱橚及其周围学者，以此为基础编纂《救荒本草》。
但《救荒本草》具有资源调查性质，仅限于食用植物，与传统本草有所不同。
可称《救荒本草》为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，是传统本草学分化而出的产物，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标志。
《救荒本草》全书两卷，记载植物四百一十四种，其中近三分之二未见于前代本草书。
与传统本草着作不同，朱橚的描述源自直接观察，不做繁琐考证，仅以简洁通俗之言表述植物形态等。
每种植物附一插图，图文相得益彰，颇具地方植物志之风。
尤为珍贵的是，此书之图比以往本草着作更为精确真实。
无论普及植物学知识，还是方便民众寻找食物，皆具有重大意义。
因作者有实验药圃，可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观察，故《救荒本草》在植物描述上达到较高水准，能抓住植物的主要特征，如花基数、叶脉、花序等。
并运用一些易于学者与民众理解，简洁准确描述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，对植物学发展影响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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